爱 我 所 爱——我曾经这样学步发布时间:2012-07-10李述慎  记得,那是1984年夏末的一天。同事老余把我叫到楼道拐角处,神秘兮兮地问我,想不想调到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去办杂志?我感到很突然: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在哪儿?是个什么单位?有个怎样的杂志?去那我能干些什么?……这一切,对于在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刚刚由所里民主选举产生、上岗不久的编辑室副主任的我来说,似乎感到很陌生。好在同事老余一开口就说是去办杂志,这倒切中了我的喜好。既然是办杂志,在哪里不是个“办”?

  就在这一年冬季供暖的第一天,我毅然选择了到中国儿童发展中心报到上班。

  第一次在官园大院100号办公室里,见到暂在那里栖身办公的中国儿童发展中心主任伍蓓秋女士时,我才知道这里原本没有发展中心的办公楼,就连她自己也是刚从北京市二轻局副局长任上调过来当主任不多时的。这里正在四处“招兵买马”,当然更不曾出版过什么杂志。一句话,这里有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广阔国际背景,有关于儿童发展多学科、跨学科联合发展的科研、宣传、培训等的全国性工作,这里需要拥有一本有一定影响力的“杂志”。但是目前这里一切都是从“零”起步,需要人人参与创办。

  传播“儿童发展”这个新概念的任务当然很光荣,但我深知,它更“艰巨”。

  《中国儿童发展》杂志的倡导者与开拓者伍蓓秋主任明确指示,在没有得到国家批准的正式刊号以前,先出版两期“试刊号”,造造声势,练练兵。

  经过紧张的策划与筹备,1985年10月1日《中国儿童发展》杂志第一期“试刊号”出版了。

  记得那一天,我骑着自行车,驮着200本刚刚印好的“试刊号”回中心,一路上心中的激动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毕竟这其中渗透着自己的脑汁和汗水!直到今天,那情景在我的脑海里还历历在目,就好像是刚刚发生在几天前的事儿一样。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必须经常跑出去组稿、约稿和送审稿件,广泛联系有关母婴保健、儿童保健、儿童营养、儿童心理、儿童教育等等方面的专家,而不能天天静坐在办公桌旁来“等”稿子。同时,为了申请杂志刊号,要完成一系列报批程序,不论是跑国家科委,还是国家出版局、中宣部,都是依靠我的那辆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万能坐骑——自行车,从来没请中心派过公车。

  杂志的申报和创刊工作虽然很艰辛,但见成效。经过努力,1986年5月15日,《中国儿童发展》杂志的出版获得国家出版局批准。

  当年6月1日,为配合儿童发展中心在全园开展的科学育儿咨询活动,我又拼力按时交出了出版《中国儿童发展》杂志第二期“试刊号”的答卷,并努力着杂志的正式创刊。

  在中心领导的直接关怀下,1986年10月1日,《中国儿童发展》杂志正式创刊了。

  87岁高龄的中国儿科界泰斗、北京儿童医院老院长诸福棠先生为《中国儿童发展》杂志的“创刊号”题写了“发刊词”。

  为这本“创刊号”题词的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先生;中顾委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著名社会学家于光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所长、著名心理学家朱智贤教授;上海市儿童医院院长、著名儿科专家苏祖斐教授。

  诚然,这本“创刊号”的问世受到了各界的好评。

  1992年1月,经北京新闻出版局批准,《中国儿童发展》杂志如期由原来的科普性杂志正式改为规范的学术性期刊。为此,我们曾多次到北京图书馆参阅大量国内外的书刊,从开本、色彩、编排等等多方面构思特色,出刊后反响同样很好。

  1993年8月17日,中心决定:将《中国儿童发展》杂志再度改为科普刊,全力推向市场,1994年起自收自支,自负盈亏。

  于是我们重组队伍。

  1994年4月1日,报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儿童发展》杂志1994年第二期出版物正式更名为《父母世界》。

  她同样得到了方方面面专家学者、名人的器重和偏爱。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茅于燕教授、儿童教育家陈帼眉教授、儿科专家籍孝诚教授、王如文教授等等都先后为本刊题词勉励。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缪印堂先生、王宁先生、王复羊先生、庸非先生、丁聪先生、江帆先生等都为本刊赠画作封面。

  1995年,我们创立了国内第一本“子母刊”——即一本杂志里,有父母读的,还有孩子看的、或能动手参与的篇章。以至于后来装订上也愈发有了讲究,非常方便将在手的“子母刊”一分为二,将“子刊”交给孩子,成人则阅读“母刊”。

  我们的杂志,几经“学术”与“科普”间的转换,虽然高举“儿童发展”的大旗没有变,但随着受众的改变,对刊物发行量的“重创”是无法弥补的。《父母世界》新刊的发行又一次面临着“零”的起步。

  自从手里拥有了《父母世界》杂志的新版样本,我们要面对的就是全新的读者对象、全新的市场。显然,走出去,只有走到读者群体当中去面对面的宣传,我们才可能闯出新路。

  1994年9月9日,便是我开始艰难“长征发行”的起始日。

  每当开完下一期杂志的编前会,各自(当然包括我自己)领受了专栏任务,责成小郑带领留守的同事保证编校工作正常运转,我便利用这个空档“出征”了。

  翻开当年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我1994年10月8日15:50出发去辽东半岛,先后到过沈阳-辽阳-鞍山-本溪-凤凰城-丹东-东港-庄河-大孤山-普兰店-金州-大连-瓦房店-盖县-营口-海城-盘锦-锦州-锦西。10月25日21:00我乘坐锦西开往北京的长途大巴,昏天黑地倒在座位里,至26日凌晨4:35返回北京。历时约17.5天,到过19个地、市、县。

  1995年4月24日7:30我出发去北京周边的昌平-怀柔-顺义-平谷-河北三河-大厂-香河,计7县市。4月26日10:45回到东郊大北窑长途汽车站。当日下午即到中心上班。这次出差历时51小时。

  一周后的5月3日8:50,我又出发了,目标是京郊的房山-河北的涿州-高碑店-霸州-固安,再经京郊的大兴返回。这次出差6个区、县,历时29小时。

  告诉您我的出差策略:1.充分依赖公共交通,十分节省;2.投宿当地的政府机关招待所,四五十元甚或二三十元钱一个铺位,干净又安全(现如今“政府机关招待所”几乎不见了踪影,霎时间全变成“高档宾馆”了,因为各级机关几乎都兴建了豪华办公楼,包括我到过的“国家级贫困县”政府。可见当年老天爷还是很眷顾我的,为我们的起步节省了很多钱。);3.不请客、不送礼,说明来意,推介杂志,面对面交流,以诚信建立联络关系为最终目的。

  或许小郑和老余都还会记得:在出差海南的途中,我先后送他们去医院输过液。

  或许小韩还会记得:与我出差四川,火车凌晨2:55抵达达州市,下车时,天又下着小雨,实在没有办法,我们“缩”进了又脏又潮湿的车站招待所,每人花了12元,坐待天明。

  或许小苏还会记得:与我出差黑龙江,从方正县到佳木斯,凌晨4:00起床去排队购买长途大巴车票,也只买到6:20发车的两张站票,小苏和我盘腿坐到车厢底板上,实在坐不住时就蹲会儿,蹲不住时就站会儿……13:30到达终点,整整7个小时的长途颠簸。此外,我们从佳木斯大巴车站出来到火车站去购预售票,竟然不是坐人家的黑“摩的”,而是坐着黑“三轮铲车”去的。

  至于我自己,每到一地、市、县,因人生地不熟,又为了赶时间,多半会选择价钱低廉的人力三轮车或“三轮蹦蹦”、两轮的“摩的”将我送达目的地。如果选择前者,那么凡遇到上坡或过桥,我都坚决要请师傅停车,待我跳下车帮他推车上/过去之后,再重新上车赶路——无论如何我都承受不起那种盘剥他人的“得意”;如果选择后者,那就要把行李箱捆在两轮摩托车后面,我夹坐在师傅与行李箱之间,还要时时提醒他减速、安全。许多时候我是拖着行李在跑步追车的,不然,怎么可能一天跑几个县、市呢?

  就这样,经我概略统计,在从1994年9月9日到2000年9月19日的整整6年里,我曾经出差“远征”24次,到过18个省、市、自治区中的413个(次)地、市、县。曾经与这些地区的有关儿童工作单位的领导,面对面地宣传过中国儿童中心和《父母世界》。

  1995年,杂志发行量开始上升。自办发行人手不足,我们先后请了中直机关的退休干部宋、刘两位老师帮忙打包。为便于将杂志及时送往邮局,这年的4月,编辑部购进了一辆平板三轮车。论年龄、论体力、轮性别,只有我才是拥有此“驾照”的最佳人选,于是我义不容辞当起了专职司机。每逢出刊我当仁不让,蹬着三轮车一车车送走,直到后来发行量更大,邮局也一改老爷作风,上门服务之时。

  干活我从不知道惜力,以至于跟着我办杂志的同事们几乎都没有享过福,尽受罪啦,这也恰中了民间谚语所言:你想惩罚谁,那就让他去办杂志吧。

  1997年12月19日的统计表明:1998年全年的杂志订单终于突破了10万册大关。

  2001年12月,《父母世界》杂志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中国期刊协会举荐的“中国期刊方阵”期刊。我们的杂志被陈列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中国期刊展的“中国期刊方阵”中……

  新世纪的到来,针对竞争日益残酷的书报刊市场,我们选择了合作,选择了放弃追逐印数、依靠广告发展的策略,选择了直面市场的全新办刊模式,让《父母世界》杂志站稳脚跟,往下传承。

  总之,我的阅历积累就是如此原始,如此愚拙。多年来,这样的学步不断磨练着我的信仰、信念和信守。

  爱我所爱,爱我所爱的编辑工作,爱我所爱的中国儿童发展中心,爱我所爱的中国儿童中心,爱我所爱的“儿童发展”事业,爱我所爱的《中国儿童发展》和《父母世界》,爱我所爱的师长和所有与我共过事的同仁们,是他们的关爱、理解、辅佐、协同才有了杂志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