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儿童中心最初几年的回忆发布时间:2012-07-10沈明德  1982年5月,我一面在中国少儿报社工作,一面参加筹建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以后改名为中国儿童中心)的工作(正式调入是7月15日),主要分配我到一些单位去调集一批有特长的教师和行政管理工作人员,草拟机构设置的职责范围和园区发展规划,包括活动项目、园林绿化等建设安排。我从中央机关,包括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协、国家体委及文化部调集了一些干部,大家白天黑夜地忙着布置各个活动场地和项目,不到100天时间,便于1982年的8月5日正式向社会和广大少年儿童开放。

  

  儿童中心所在地——一块不寻常的宝地

  儿童中心所在的官园,是块不寻常的宝地。它座落在北京西直门南小街和平安里西大街交汇处的官园,早在元朝时,这里曾建有“天师府”,是道教的圣地。到了明朝宣宗朱瞻基,他下令在旧址建造“朝天宫”,规模甚大,一直到宣德八年(1433年)才建成。成为专供百官演习礼仪的地方,屋宇众多而宏大。直到今天,从附近的地名里还可窥见其一斑,像西廊下、大乘巷、小乘巷、四根柏、柳巷、大后仓、后广平等,分布于四周。曾做过团中央幼儿园的古建筑玉皇阁,就是当年朝天宫里供奉玉皇大帝的一座中型道观。这些都说明朝天宫的范围是很大的。长期以来香火极盛,后来的明宪宗朱见深(1465-1487)曾作诗称赞说:“禁城西北名朝天,重檐巨栋三千间。”这个朝天宫不仅是官员练习朝拜的地方,也是道士们做道场修炼的地方,就连一些文人骚客也经常来此聚会,大作家汤显祖(1550-1617)就是其中的一位常客。朝天宫西边的空地则是小道士们种瓜种菜的地方,当地老百姓叫这园子为“瓜园”或“官菜园”,久而久之便叫成“官园”了。这便是官园这个名称的由来。

  200年后,即明朝末代前朝熹宗朱由校天启六年(1626年)6月20日夜,朝天宫突然失火,13座大殿堂全被烧个精光。以后此地便荒芜起来,当年曾有人写诗形容道:“石径苔深步履空,菊花开遍去年丛。”以后经历了明末的战乱,清兵的入关,使朝天宫只剩下了一些零星殿宇,大部分成为西直门旁的一块荒地。直到清朝后期端王载漪在这里盖起了一座王爷府。他当时是总理各国事务大使,权倾一朝,作威作福,王储们更是在附近一带横行霸道,老百姓无不痛恨。后来载漪迎合慈禧意图,积极鼓动向各国宣战,发生义和团之拳匪之乱。帝国主义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发生了使中华民族遭到大劫难的八国联军之灾祸,在这一带烧杀抢掠。后来,载漪便成为慈禧的替罪羊,被革职查办,发配新疆,这里的端王府也被愤怒的老百姓烧毁。到了清末,在“科学救国”口号声的推动下,1909年官园的空地上建起了一幢两层“西洋楼”,顶部还高耸起一个钟楼,周围建造了一些房屋,并种植了绿树花草,堆砌起小山池塘。这就是旧中国早期的高等学府“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以后,它先后更名为:北平大学工学院、北洋大学北平部、北京大学工学院等,内设电机、化工、机械、土木、纺织、建筑等系。官园成为高等学府之地后,曾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先后建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地质学院、西城体育场和官园小公园。

  上世纪70年代,在当时战备思想的指导下,突然在官园四周围起6米高墙,凡面向它的居民楼房窗户都被封闭,不许观望园内动静。于是一批有良好设施和三防(防火、防空、防化学武器)的地面房屋及地下建筑陆续建成(1973)。地面上一律是青砖平房。墙极厚实坚固,包括一个很大的影剧厅、回廊、卧室、活动室和会议厅,以及食堂、厨房、车库等等,建筑面积达10000余平方米。地下面积更大,我们曾通过卫戍区司令部,下去参观过。进入地下须要经过3重巨大钢筋水泥大门,各种房间设备齐全,一条很宽的大马路直通二环路上车公庄地铁车站,原计划要一直修筑到西山军队的北京军区某基地,后来没有完成,据说粉碎“四人帮”后,江青曾一度被关在这里的地下室中。华国锋当国家主席后,曾在官园地面厅堂中住过一阵。以后,中央一些单位纷纷提出要求迁入作为办公地方。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经过研究讨论,于1982年2月,决定一小部分划给新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办公地(位于东部),大部分地方建立一个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邓小平还亲笔写了园名。党中央以身作则,将这一块重要的地方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少年儿童活动阵地,对全国各地恢复和和新建众多的青少年课外活动和校外教育场所,起了良好的表率和推动作用。

  

  4件事——推动了全国校外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到儿童中心正式上班后,主要集中精力组织建立起一个研究部的班子。当时要求调来的人极多,有不少是一些老干部、老领导写了条子推荐的,很不好办。有些人很有才华适合我们工作需要,就招进来了。有些没有人事关系和背景的一些文字编辑和美编人员,即使是工人出身,我们也在考核并面试后破格录用。至于那些来头很大,但并不适合做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工作的,也只能婉言谢绝。有时我们也常常遇到难办的事,就是我们想要的人才,但所在单位就是卡着不放。例如,一位老师,文笔流畅,组织校外教育活动的能力也很强,但教育局坚决不同意放他,为此我还专程去局长家请求支援我们这个新建单位,也没得到同意,结果没有调进来。而另一位工人,很有美术才能,很适合当刊物的美编,但我们的上级单位人事部门不同意将工人转为干部编制,作了许多说服工作,一直找到主管我们的领导,才同意。半年多时间里,我们才逐步组成研究部的研究人员和出刊的编辑队伍。我深有体会,要建立好一支得力的工作队伍是既重要,又极困难的。

  在儿童中心成立后的头几年里,我和研究部的同事,办成了4件大事:

  一是筹备出版了一本指导全国少年儿童课外活动和校外教育的杂志。开始时内部发行的《校外教育通讯》,后来经过新闻出版局批准,定位为面向广大少年儿童阅读的《学与玩》杂志(月刊)。针对粉碎“四人帮”后,中小学校的课外、校外生活十分贫乏,活动单调。杂志便及时应对这方面需要,在指导学校和少先队开展德、智、体、美、劳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丰富多彩的活动,起了及时雨的作用。《学与玩》公开发行后极受欢迎,发行量最高时,达到每期(月)60余万份。而那份专供各地少年宫(家)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作人员阅读的内部刊物《校外教育通讯》,也经过审批后,改为公开发行的教育理论刊物,定名为《中国校外教育》杂志(月刊)。开始阶段,我是这三本杂志的主编,每期的主题思想、主要的约稿组稿的方向,各栏目的编辑计划等等,都和大家一起推敲,并仔细修改和审稿、定稿;组织研究部同事外出采访;亲自撰写每期评论、编者的话等重要文章。另外,还要花很大精力去找印刷厂,按期按质量和数量付印;要计划供应的平价纸张指标;并多次和邮局商讨全国发行的诸多环节;以及通过全国各地少年宫(家)、青少年活动中心,协助我们做好宣传工作扩大发行量。

  二是组织大批教师和作者,编辑有关少年儿童课外活动和校外教育的理论及实践活动两方面的书籍。其中可以称作我国第一本《校外教育学》的教育理论专著,最早是在1984年12月召开的杭州校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酝酿并讨论该书的提纲,到组织全国各地少年宫等校外教育单位主任、教师25人分工起草,最后逐章逐节逐段修改,从30余万字压缩精炼到18.4万字,并请学苑出版社于1989年7月正式出版。当时正值“六四”事件,一时交通中断,外出找不到愿意承担印刷的单位,职能在原来的中央团校印刷厂付印。利用我住团校的方便条件,每天与工人一起捡铅字发排稿件、修改文字和版面,使该书得以较快完成印刷任务,后来还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央大力抓教育工作的形势下,一向被忽视的中小学课余活动和校外教育,开始受到教育界和广大家长的重视。我们这一册《校外教育学》出版发行后,一些非教育专业的出版社,纷纷前来儿童中心,希望和我们合作出书。同时他们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也为了自身利益,看好儿童校外教育这个内容广泛、对象广大的新领域,希望扩大书籍发行量,提高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以摆脱专业出版面窄量小的困境。于是就有了海洋出版社和我们一起编辑出版了《儿童活动万花筒》大型工具书,发行量高达25万册。后来包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中国科技文献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等,都先后与我们合作出版了一批多种内容的课外活动和校外教育的书籍。

  三是与中央有关单位联合筹备和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经验交流会(1982.6.19-6.28)。这是“文革”之后,各地纷纷恢复少年宫(家)等校外教育机构和活动场所后的第一次聚会,受到全国各地同行们的热烈欢迎,许多老少年宫(家)主任见面后激动得泪流满面,紧紧拥抱,沉痛地叙述了“文革”中,少年宫(家)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温床、被取停、被解散的悲惨经历。当时,由于各行各业都处在拨乱反正的阶段,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性会议极多,一时难以找到开会的场所和住地。几经努力,在儿童中心筹建委员会主任荣高棠的过问下,通过国家体委,终于在工人体育场巨大看台下的运动员宿舍和会议室找到了开这次会的地方。会前我们又分头邀请了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国家教育部、中国科协等单位领导到会讲话。我负责邀请的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曾德林,他曾是我在团中央工作时的上级领导。当我来到西单附近中央宣传部办公室时,他正坐在极普通的一间平房里伏案工作,见了我极为热情,问我文革期间去广西的遭遇,并欣然答应前来做有关教育工作形式和加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工作的报告,他在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后,也不要我们代他起草文稿。当时到会的几位领导,包括那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锦涛,都是自己动手写讲稿的。到会讲话的领导都极平易近人,有的放矢,既讲得生动,又切实深入,会后对各地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恢复和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学术团体——校外教育研究会,并争取到它成为中国教育学会领导下二级分会。早在1982年6月下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校外教育经验交流会上,应大家强烈要求,组织起“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研究会筹备组”,设在中国儿童中心,具体工作由研究部负责,以后,我们就进行了多方面的协调和准备工作。1988年11月,陈慕华主持新一届全国妇联主席后的第一次办公会议上,听取了儿童中心的工作汇报,对筹建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研究会表示积极支持。中国儿童中心一开始就是在时任全国妇联主席,朱德元帅夫人康克清的关心和重视下牵头筹建起来的,并一直在全国妇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于是,我们研究部积极地进行了研究会的申报和审批手续,起草了研究会的章程,并于1989 年8月25日在中国儿童中心举行了成立大会,到会70余人。会议选举了全国38家各种类型的校外教育单位为理事单位,16家为常务理事单位,第一届正副理事长单位为中国儿童中心(正),上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北京市少年宫和天津市少年宫(均为副),荣高棠被聘为名誉会长,还邀请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文化部少儿司、团中央少年部、全国妇联儿童部、中国科协青少年部、宋庆龄基金会等相关单位负责人担任顾问。而研究会的秘书处就设在中国儿童中心研究部,任命我为秘书长。以后根据工作的发展,又分别组织和成立了一批三级分会:全国少年儿童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全国城区少年宫教育研究会、全国县城镇少年宫教育研究会、全国企事业单位少年宫研究会等。并先后举办了“全国少年儿童校外德育研讨会”(1990.10.20-25在山西省太原市),两届“全国校外教育研修班”(1990、1991两年暑假,在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儿童中心营地)。这些会议和培训班都密切了各地校外教育机构的联系,提高了各地少年宫(家)、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及专业教师的工作水平。《校外教育通讯》(月刊)也成为研究会会刊,对全国各地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发挥了指导工作、交流经验的一种平台和园地的作用。我还代表研究会多次参加了中国教育学会年会,并在其第五次全国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论文《校外教育与儿童社会化》,获得优秀论文奖,还被推选为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会理事。

  从1990年9月7日至1991年1月11日这一学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专门在青少年教育系开设一门课“少年儿童的校外教育”,选用了我主编的《校外教育学》为课本,聘请我每周五上午讲课两小时,共16周32课时。听课的是该系1986级和1987级(即大学本科三四年级)学生,讲课期间还给他们放映了介绍全国少年儿童课外教育单位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录像一次,实地参观中国儿童中心一次,复习考试前辅导一次。学生听课后反映甚好,不少人增加了对中小学校课外活动和校外教育的兴趣,也有的同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分配到少年宫或青少年活动中心去工作。如北京市崇文区少年宫就招聘了两位,现在都已成为该宫的骨干教师和领导人了。

  校内外的教育相结合——培养人才的必由之路

  一个人才的成长,上学读书是必不可少的。人类社会自从创造了文字,便步入文明时期,可以充分地将前人积累起来的精神的、物质的经验和财富,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读书无用和愚民政策,只能是历史的倒退。但是人才的成长又不能死读书,而必须实践,无论一个人的生存、生活能力的培养,生产劳动的亲历,理想、情感、操守等心理素质的锻炼,乃至服务社会的人际交流本领的锻造,又必须在书本和学校之外的种种实践活动中去发展、培养。因此,广阔天地的校外教育和系统传授知识的学校教育是同样重要的。无论是大工业产生之后资产阶级十分强调的社会教育,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之后社会主义者强调的实践、运动、劳动、才艺培训等校外教育都是例证。我国教育界一贯提倡的中小学校的义务制教育和强调学校、家庭、社会三者教育的相互配合,是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

  从我自身经验看,高中读书时积极从事青年团和学生会的工作及社会活动,以后长期专职做青少年团、队的教育工作,以及参加种种社会调查、社会运动、农村“四清”、“五七”干校劳动,三线搬迁和建设等经历,都使我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高。无论是思考分析能力、写作能力、讲演授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协调人际关系能力、团结各种人才能力等等,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因为,在我50岁之后到退休前的较短时间里,能在青少年校外教育的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开掘,也是和自己的经历有密切关系的。现当我迈入80岁之际,系统研究了中国近代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的指导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之后,作了一篇3万余字的综述和探讨性的文章,虽然未能有出版社为我公开出版,但也可算作是我对校外教育理论研究的封山之作。有多少学术价值,只能待后人评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