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中心科研工作的几桩事发布时间:2012-07-10陈学锋  我198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来到当时的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工作,在15年后的2004年离开中心副主任的岗位,由政府派出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下简称UNICEF)驻华办事处任项目官员和资深专家,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心作为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金合作项目之一,为我国儿童权利的推进和儿童状况的改善做出的贡献。有一些前瞻性、先导性和开创性的工作,至今看来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回想起来耐人寻味。

  初到儿童中心

  记得1989年夏天,初到工作岗位的我看到中心聚集着一大批长年从事儿童发展研究的资深专家。除了有一批国内一流的儿童发展各个有关学科的带头人以外,中心的专委会顾又芬和处室领导江泽菲、崔可忻、方意英、邓述衍等都是从各个单位调来的科研骨干。伍蓓秋主任和吴凤岗、阎振华、张洁珉副主任都或是儿童相关专业出身或是其他专业但热爱儿童事业、爱学肯钻的知识分子干部。与一般科研单位相比更加独特的是中心还有宣传处、培训处、情报处,后来我才更深地体会到这样的设置其实来自UNICEF和国际组织重视的社会动员和传播的特点,在政策倡导和改变人们的陈旧观念和行为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功能。

  关于儿童发展中心的使命,我有两点体会颇深。第一,儿童发展中心的设立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十年文革隔断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直到80年代初UNICEF回到中国,意味着中国的儿童事业向国际敞开了大门,中国政府将关于儿童的政策措施放到了国际平台上进行考量。中心在1982年成立就是康克清、邓颖超、陈慕华、黄华(当时的外交部部长)等前辈热忱推动的结果。对UNICEF在全球推广的《生命知识》,中心进行了大量而广泛的传播。这些工作提高了家庭对于儿童因妈妈不能住院分娩,自身缺少计划免疫,或腹泻、肺炎等疾病对儿童健康威胁的基本知识。尤其是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颁布后,中心进行的社会动员和宣传,特别是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能力建设,影响了整整一批当今的儿童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各级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可以说有了这些工作基础,才有了今天正在完善的儿童政策、法律体系以及保护儿童各项权益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各个学科充分结合为儿童利益而工作的开端。之前在中国只有分学科的对儿童某一方面的研究,而且多是文革后尚需百废待兴的基础研究,非常缺乏应用研究的能力。我个人在本科及硕士期间并不知道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应用领域包含对儿童,尤其是贫困落后处境下儿童状况的分析以及对策的研究,来中心以后才意识到实际上存在如此多的自然、地理、经济及社会的因素威胁着儿童的生存,影响着他们的发展,意识到我们不仅有责任而且能够减少儿童状况的不平等。

  当时中心的学术研讨气氛很浓,各科专家共同探讨一个项目,比如边远地区农村孕妇如何进行家庭自我监护防止胎儿窒息,在基层社区如何提供对儿童的早期发育的监护和营养(包括母乳喂养和婴幼儿辅食添加等),后来我本人和邸敏大夫还合作研发了一系列如何在婴幼儿时期就能鉴别听力、视力损伤和智力发育异常的筛查方法等。作为晚辈,我感觉到了前辈专家对儿童利益的认真和执着和对儿童事业的激情。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精神的延续,尽管在九十年代以后随着UNICEF更多转向与政府部门直接合作,对发展中心的直接资助随之减少,同事们还是发自内心地想用自己的努力延续和发扬发展中心应用科研的基础。

  心理室和科研部的工作

  来中心后,我和同期到来的张雨清分到心理与教育研究室,在此期间见证了学术和应用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记得室主任方意英老师带领我们开展儿童早期发展社区服务模式的研究,在贵州、山西等六个试点,与地方儿保所和教育、妇联等单位一起协调同步开展保健、营养、教育等综合的服务网络,后来作为全国妇联的技术臂膀,在全国大规模开展优生优育优教的“三优工程”。它不仅连接了服务,还向家长宣传科学育儿知识。记得中心派我到中央电视台参加“三优工程”的科学育儿知识竞赛的策划,负责出题任务。各省妇联都派出代表队参加预赛,最后6个胜出队参加公开的决赛。当时中央台的张海潮先生领衔策划,绞尽脑汁寻找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我受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启发,提议最后决赛晚会以孕妇夫妇询问知识的方法来发问,张国立和刘丽丽扮演的夫妻和主持人及每“家”(每省参赛队都以家庭成员的形式出现)的互动真可谓意趣横生,寓教于乐。这种由政府组织的纯公益的科学育儿知识普及,影响到千万家庭,其规模之大,之后还没有见到过。

  我记得林佳楣顾问和方老师在1990年还组织了自制玩教具大赛,黄鹤和我等同志们负责执行,其实是全中心在配合,赖万中处长所在的宣传处等都一起筹办。而且据悉1990年并不是第一届,这个选题不仅引导幼儿园在当时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创造教学条件,即使现在,尽管物质丰富,利用当地资源开展幼儿游戏,仍然是要提倡的,也是教师的基本功。当时编辑了《自制玩教具的论文集》,徐永年老师还拍摄了亲子游戏育儿篇录像宣传片。

  记得中心多次举办科研会议,由李述慎、郑志涛、王淑萍等同志编辑的《中国儿童发展杂志》刊登了跨学科的儿童发展研究应用性成果。听说由顾又芬、崔可忻老师组织开展的十省农村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等为全国农村儿童发育状况监测开发常模。吴凤岗、梅健老师的民俗育儿方式对儿童影响的研究,王如文老师的小儿贫血研究都很有影响。我在中心期间,宋广林老师的小儿腹泻课题,洪云研究员的胎心监护课题,钟文慧老师的孕期家庭自我监护课题,还有沈秀婉老师的农村儿童辅食制作方法等都是紧扣儿童的需求而开展的。除科研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心大量的合作项目由计划处、信息处、条件处,宣传培训处各处室协作执行。

  记得方老师的继任陈会昌老师带领大家在国内首先开展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我们分了9个子课题,研究社会性发展的不同方面。我自己的研究专题是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也就是儿童站在他人角度思考的能力随年龄成长不断变化的规律。这个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选题当时在国内是很前瞻的,后来陈会昌老师调到北京师范大学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我是在陈会昌老师离开中心后担任心理教育研究室负责人的。当时UNICEF直接给与中心的经费在减少,事业单位的拨款也在减少。记得1993年两个中心合并,中心提出如何通过向社会提供服务而进行经济上的自我支持。当时和同事们商量谋划一个为儿童发展提供咨询服务的地方。于是在1994年(年代需查实)组织创建了儿童发展咨询及指导中心。记得在那年的初夏,我们向中心牛小梅主任申请一块相对独立的地方,中心很快将原设计为毛主席作小餐厅后来作书库的相对独立的一个约60平米的房间分配给我们开展对外服务。由于常年作为仓库,原来的地毡已经分辨不出颜色,下面的积尘有半寸多厚,我们几个年轻人(杨崇明、张雨清、赖灿成等人)都只能光着脚拿刷子将尘土向外推,才将陈年老灰清除干净,又铺上也是再利用的新毡子。一天下来鼻孔嗓子都是黑色的。然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以好的项目吸引孩子和家长,而且要提供他们满意的服务(是公益的也是有偿的服务)。我们努力收集到所有儿童心理测量的量表,对儿童的智力、个性和发展都能进行测量和评估。同时聘请了儿科出身的战美华大夫,在开展儿童智力测验的同时还能进行一些保健的指导。1996年我自费到在美国进修,进一步发展了咨询技术,回来后开设了对全国的培训班,并帮助上海、广东基地开设了儿童心理咨询和家庭教育指导。

  通过咨询,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孩子的发展问题是家庭教育的结果,也有学校教育过于注重竞争和应试带来的。尤其是很多刚上小学的孩子,虽然智商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学习成绩不满意,被老师定为差生,学校怕他们拉分就让他们来开弱智证明。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痛的现象。如果孩子被贴了“弱智”的标签,老师、同学的另类对待,就永远关上了儿童快乐、幸福的大门!一方面我们绝对不会开这种假证明,同时又苦于没有方法去帮助他们。当时在搞课题的时候,课题组同事们一起翻译了一本美国的儿童学习困难的资源班教材(可能是杨崇明找来的),当时来大陆交流的台湾刘弘白博士等人也传授了一些他们的经验。我们了解到儿童学习困难是儿童学习能力缺失的现象,他们并不是弱智,而是智力正常儿童在达到学习所需要能力或者状态方面遇到了的困难,开展训练能够帮助他们改进。我们预感到这是一个既利于科研又可以提供服务的有潜力的项目。但是当我们策划这个项目时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与台湾刘弘白先生合作,但我们谈合作时,刘坚持要挂“刘氏”的牌子,我们感觉作为国家级的儿童中心挂刘氏的牌子是不合适的;二是直接购买北医大附属第六医院引进的感觉统合技术和器材。但是翻阅大量研究,我们感到单单搞感觉统合干预难以解决综合性的问题;第三条道路就是我们自己研发。我们有研发的能力,可以综合各家之长,于是决定自己边开展训练边研发。推开了刘氏的投资,在我们面临创收压力、有偿服务刚刚起步的时候,还是需要点勇气的。

  说起培训孩子们,我记忆犹新。我当时在研究相关的干预方案后制定了一个针对认知和运动能力的综合方案,小组规模在12名以内,每周两次,运动与认知结合,动、静交替干预。开始时,齐力、韩冬,刘惠伦和我各取所长,负责视觉与手工课,听觉与语言课,而相比之下,运动课竟然变成了我的“特长”。由于运动的协调影响注意力集中的程度,而孩子们从小缺乏运动经验,注意力不能持续,我们只能用音乐加上有情境的游戏尽量延长运动的时间和增加运动的种类。每次必须跟孩子们一起蹦跳奔跑攀爬,要比他们更投入才能调动习惯于懒洋洋的孩子们。在冬天,我们发现了学习困难儿童的共同特点,就是大棉衣套小棉衣,束缚了孩子的自由运动,由于穿得多,使每次运动都是热气蒸腾。第二组干预,加上谢天壬、杨晓强,与韩冬和刘慧伦一起,帮助那些饱受挫折的孩子们恢复自信,提高能力。

  在这些过程中,我一直非常佩服同事们热爱孩子、敬业的精神和创造力。今年刚刚去世的韩冬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生活能力极强,工作投入,什么困难她都有办法解决。尤其是江泽菲老师,曾在中心多年担任与UNICEF合作的计划处处长,推动了大批援助资金的有效执行,其儿科专业和外语能力以及严谨的工作态度受到大家的尊敬。她退休后一直在儿童心理发展与指导中心进行儿童发展测评与咨询,家住在立水桥/北苑的她,坚持在每个周末都来中心“坐诊”。因为智力测验加上咨询,每个儿童都要花上两个小时,一上午咨询两个孩子往往就到了中午时间。为了不让孩子和心急焦虑的家长等待,她大多数中午都是吃方便面,这个儿科专业出身的老专家认真敬业的精神给了家长极大的宽慰和鼓励。看到她们如此敬业,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

  与学习困难儿童的相处,使我得到了深的体会,那就是可怕的不是儿童能力的差距,而是由于不当的家庭教育和竞争的学校环境造成孩子心理的创伤。家长对儿童的或溺爱或过高期待是显而易见的。记得每组训练的第一课我们都通过“认识自己”这一环节让儿童描述自己,绝大多数的孩子都将自己可爱的面孔和五官描述为笨的、丑的,那些消极的词汇反映了他们平时得到的负面评价太多从而在内心造成的低自尊,与原本就薄弱的能力相互雪上加霜。单单进行枯燥的感觉统合训练,或只有所谓学习竞争压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在训练儿童学习能力的同时调整学校、家庭环境才能长期奏效。

  在总结了儿童学习困难干预领域的研究和实验方法后,我们结合学习能力理论框架和心理咨询的原理而编制了一套学习能力干预训练方法,受到了同行专家的好评。但是由于妇联系统没有什么科研评奖的机会,我们的研究成为了中央教科所申报的教育部“九五”重点课题“小学生学习困难的诊断与干预”的干预部分,后来出了一本《从容面对儿童学习的困难》的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此书在中国少年儿童研究杂志上转载,一年后因家长欢迎又接着刊登。

  建立实验幼儿园

  建立幼儿园这个决定是由1998年当时的领导班子开始决定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中心盖了新的培训楼,开始打算用一层当作文体长训生的宿舍。在新楼快要竣工的时候,担任科研部主任的我,找到分管活动部门的郭象副主任提出能否办一所幼儿园,当作科研部门的实验基地,搞一些早期教育的创新实验。主任办公会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方案,我感到当时尽管两个中心已经合并,但领导班子成员都在为中心利益的大局考虑。

  1999年,中心换了新的领导班子,我一直是分管科研“板块”的主任助理和副主任,总的印象是在头两年我们对振兴中心的事业充满热情和向往。记得妇联的文件对中心的定位有两句话:前瞻性、实验性、示范性的儿童校外教育单位;对外交流的窗口。书记处书记李秋芳多次来中心与新组成的领导班子讨论如何到位地理解这个定位,以科研为龙头带动中心的全面发展,实现前瞻性,实验性和示范性。

  1999-2000年中心和科研部门都有很多新举措。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的很多项目都在上马,包括与瀛海威公司合作的爸爸妈妈网站,吸引投资开展的多元智能远程测评网站等,力图在儿童身心发展方面达到国内领先。国家儿童营养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验收,也是一场硬仗。同志们夜以继日在邓述衍、马立田、耿建群等带领下调设备分析样本练兵…做好各项准备,并通过验收。

  记得1999年那一年我们在科学育儿咨询活动之外,又增加了宝宝大赛。我们的目的是宣传儿童早期的重要性,因此儿童按年龄分组比赛时不分胜负,每个人一样奖励。准备大赛和开展现场比赛,是一个细致艰苦又快乐的过程,中心科研和财务、人事等许多部门的同志都参与,各司其职。因为这是科研部的项目,自身的教授们要准备咨询,因此策划和事先的准备由谢天壬和杨晓强这两位刚刚进入中心工作的年轻人负责。他们都尽心又尽力。因为影剧厅头一天有活动,第二天的大赛都是头天晚上才能布置。我清楚地记得小谢一个人在雨中扛着一根粗大的平衡木的瘦小身影……除了大的器材和堆成山的奖品,为了安全,成人的鞋套、宝宝的纸尿裤都要发放。

  创建中国儿童中心实验幼儿园也是在这一年,记得毛坯房竣工是在七月份,也是谢天壬和杨晓强协助我从策划到装修加上招生和招聘教师,所有工作都在10月15号开学前完成。因为其他幼儿园都是九月份开学,为了招到学生,我们只好在七月份的毛坯房阶段就在中心大门和楼前支上桌子,喷绘背景布,打出“多元智能的课程模式”的“艺术学校”,咨询讲解我们的办学模式。客观地讲,中心的声誉和园子的条件也是吸引家长的重要原因。

  这个幼儿园的优势在于综合艺术、体育等兴趣培养,将其纳入到一日课程中,将儿童发展的测评和对家庭教育的指导等中心的科研成果应用到教育实践中。从一开始就尝试了吸纳发展迟滞的特殊需求的儿童进行融合教育,这直到今天都是先进的教育理念。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没有符合条件的儿童食堂等原因,开办时只能以艺术学校为名。后来也影响到转入幼儿园注册和评级类等,但是在教育模式和社会声誉方面打下了基础。

  作为一个平台,2002年同年还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主持开展了早期儿童综合服务示范点项目。中央电视台“快乐点击”栏目专门来报道了两期。从2010年起,国家更加重视幼儿园建设,但是0-3岁的社区服务现在还是非常薄弱,需要创新实践,也是大有前途的领域。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

  中心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始自八十年代初,每个时期都有重点。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项目直接给了各个部委,在1999年后期确实需要重新定位。记得自己从2000年开始分管国际合作交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小野正博先生在来中心考察以后,根据中心作为全国妇联的技术臂膀的定位和中心专业力量,确定在新一周期的儿童保护项目中承担技术支持工作,明确了2001年主持编写儿童权利参与式培训教材的任务。当时民政部、妇儿工委、全国妇联、宋庆龄基金会、国务院小城镇发展中心等各个部委都在执行儿童保护项目,但是中央和各地项目人员都需要在儿童权利方面充实和武装自己,这对认识很多儿童保护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记得2000年我们受到资助参加英国救助儿童会的儿童权利专家培训后,去上海开展儿童权利多步培训的第一步,当时手上没有现成的教材,有些活动要每天根据学员理解的情况现场设计,各种规模的预实验总共进行了7步,终于编写了教材。许多参加培训的同志戏称自己为黄埔一期学员。培训处的赖万中、刘伟等同志也进行了多次儿童权利公约培训和宣传材料的编写。后来陈颖、朱晓宇、李晶等同事又编辑了儿童权利培训教材的儿童版。中心还搞了多期儿童夏令营式的儿童参与培训,记得吴成英、朱晓宇她们成了孩子们特别信赖和朋友。中心的培训武装了各相关单位的儿童工作者,还产生或锻炼了一些著名的培训者,如云南基地的马丽君、中华女子学院的焦健等。

  中心组织了“儿童发展与权利”国际研讨会,以及儿童参与培训和教材编制等。同年还开展了儿童素质状况抽样调查。儿童营养中心还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下开展了儿童食品安全状况的调查,发现了许多生产和流通环节以及自产的儿童食品中不安全的问题所在。

  2002-2003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又委托中心开展中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状况抽样调查,栗果领导的信息处具体承担。当时有些农村儿童随父母进入城市,虽然他们的父母为城市的建设做了贡献,但他们却得不到健康、计划免疫、就学等公共服务。城市政府对大量的人口涌入没有准备,缺乏接纳,这不仅会使儿童身心发展受到影响,儿童遭受的歧视还会造成长远的社会矛盾。因此需要通过调查了解到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和真实感受,才能让社会认识到他们面临的问题,让政府采取措施。记得我们联系了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儿科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不同专题的子调查,走访打工子弟学校,与儿童访谈,了解他们进入到城市的内心真实感受。报告撰写时何玲等人花了很多时间查资料,多次成稿又修改,多方征询政策专家意见。秋芳书记还亲自审稿,央视新闻联播对此做了专门报道,很多报刊全文或节选转载。这个研究是中国关于流动儿童的第一次大型的调查,至今被很多后续的研究者引用,对推动流动人口的平等待遇的政策决策起到重要的证据支持。

  在此写出我个人经历的儿童中心的科研工作的点滴,难免挂一漏万。作为中心的一员,度过的日子总的来说是快乐的,或说痛并快乐着。个人的点滴成长归功于中心这块培育儿童工作者的沃土,也经常为没能做到更多感到遗憾。最近看到中心加强专业管理,大批吸收专业人才,不禁憧憬她更美好的未来。我想,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新的时期,儿童中心注重科研的传统在今后更能够发扬,为中国儿童健康幸福权利的平等实现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