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发布时间:2012-07-10王世明  1982年——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简称活动中心)成立的那年——10月,我从北京市崇文区的一所普通小学调入活动中心,直到2002年11月内退,离开中心的工作岗位,整整20年。20年来,我为中心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同时得到了学习和锻炼,逐渐成长起来。20年间,我见证了中心辉煌的历史,经历了峥嵘的岁月,今天,如同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隧道,一件件令人难忘的往事,恍如昨日,历历在目,回忆起来,依然激情满怀,感慨万千。

  下面,我将亲身经历的几件事记述如下,以纪念成立中国儿童中心30周年。

  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研究会成立

  建立全国性的科研与业务交流性质的社团,是我国校外教育工作者的夙愿。1982年,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成立之后,他们把这个热切的愿望寄托在中心身上,希望它能发起成立这样的组织。多年来,中心的领导也非常重视组建研究会的工作。1988年11月,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陈慕华同志,在听取儿童工作汇报时,对筹建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研究会的工作,给予了积极支持。明确指出:这是好事,应积极去办。

  于是,12月底,中心成立了筹建研究会工作小组,成员有勾德元(时任中心主任)、田淑兰(时任中心副主任)、沈明德(时任研究部主任)、王世明(时任研究部副主任)。

  我们紧锣密鼓地进行了筹备工作:完成了申报、审批手续;起草并多次修改了研究会章程(草案)等有关文件;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反复协商理事会的组成方案;以及为召开会议进行的必要的服务性工作等等。

  1989年8月中旬,历时9个月的筹备工作圆满完成,25日,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正式开幕了。

  这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中心院内彩旗招展,喜气洋洋。70多位同志,代表着全国广大校外教育工作者,济济一堂,共商校外教育大事。当时,为了便于开会,也为了节约会议经费,筹备小组决定请部分少年宫主任在环境条件较差的新建的中心体育馆住宿,另一部分少年宫主任干脆住在条件更差的炎热潮湿的中心花房里,就餐在中心食堂,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会上会下始终笑逐颜开,心情舒畅,积极地参加大会。

  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勾德元主持开幕式并代表会议领导小组就理事会、常务理事会、正副理事长和拟聘请的名誉会长、顾问等有关问题讲了话,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田淑兰代表筹备小组作了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研究会章程(草案)》;选举了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为理事长单位,京、津、沪三家少年宫为副理事长单位,田淑兰为理事长,荣高棠为名誉会长,姬君式等7人为顾问;确认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研究部为秘书处,沈明德、王世明为正副秘书长,内部发行的《校外教育》杂志为会刊。

  1989年8月25日至28日,成立大会一共举办了4天。这4天,以其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了全国校外教育发展的史册。

  研究会成立后的两三年间,在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勾德元以及研究会秘书长沈明德的组织领导下,我们又与各地区、各部门的校外教育同行们一起,成立了一批分会,大致有:全国城区少年宫研究会、全国儿童中心(隶属各地妇联管辖)研究会、全国农村少年宫研究会、全国企业少年宫研究会、全国少年宫计算机研究会以及各省校外教育研究会等等。

  至此,新中国成立40年来,我们全国校外教育系统700多所成建制的校外教育机构、几十万专兼职的校外教育工作者第一次有了纵横交错的、遍及全国的研究校外教育理论和业务的网络,有了校外教育经验交流的广阔平台,大大促进了全国校外教育的开展,而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也确立了校外教育工作的“龙头”地位。

  中国校外教育杂志的创刊

  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成立时,为了与全国各地的同行们沟通信息,交流经验,共同探讨校外教育理论,创立了内部刊物《校外教育通讯》,由中心研究部编辑。1983年,《学与玩》杂志正式创刊,原《校外教育通讯》的编辑人员,大部分组成学与玩编辑部,编辑出版《学与玩》杂志;秘书处(原研究部)的几位同志继续编辑内部刊物,更名为《校外教育》,由荣高棠同志题写刊名。

  几年后,我国校外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特别是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研究会成立并将《校外教育》确定为会刊之后,作为内部刊物的《校外教育》,无论应该承担的任务,还是影响力都无法适应。为此,秘书处多次议论《校外教育》公开发行的问题,1992年3月,我提交了申请《校外教育》杂志公开发行的报告,很快,得到了勾德元主任的批准。勾主任指示我:公开发行《校外教育》可以更好地促进少年儿童校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要争取早日实现。在向国家新闻出版署递交申请报告的时候,我们定名为《中国校外教育》。5个月之后,1992年8月22日,批复了我们的申请报告,同意我们编辑出版《中国校外教育》杂志,批准刊号为:国际标准刊号IISN1004-8502;国内统一刊号CN-3173/G4。同时确认该刊的主管单位是全国妇联,主办单位是中国儿童中心(这时,活动中心与发展中心合并,命名为中国儿童中心,简称“儿童中心”)。

  新组成的杂志社成员有王世明(任总编辑)、柯永安、霍雨佳、胡兰江和于洋。我们紧锣密鼓筹备创刊号的出版工作:柯永安(时任编辑室主任)带领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霍雨佳、胡兰江积极策划办刊宗旨、设置栏目、组织稿件;于洋(时任办公室主任)风雨无阻地拜访有关工商、税务、广告部门,取得了各种营业许可证件。

  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的、飘散着油墨清香的《中国校外教育》杂志创刊号,终于在当年的国庆节之后,在中心成立10周年不久的一个午后,摆到了儿童中心会议室的条案上,《中国校外教育》杂志创刊纪念大会在儿童中心会议室如期举行。参加纪念会的领导有:时任劳动部部长、民革中央主席李佩瑶,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报刊司司长张伯海,时任全国妇联报刊处处长张慧光,时任儿童中心主任勾德元等。

  张伯海司长首先讲话,他说:“目前,我国公开发行的刊物太多了,我们原则上不再批准公开发行的杂志,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批准《中国校外教育》杂志公开发行呢?原因有两点:1.我国校外教育系统以前还没有一本公开发行的刊物,我们应该填补这个空白;2.我国校外教育事业相对比较薄弱,我们有责任扶植。我们相信,《中国校外教育》将会对校外教育事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接着,李佩瑶、张慧光、勾德元等同志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愿《中国校外教育》杂志越办越好,同时提出了“克服困难,出版精品”的要求。

  在改革开放越来越向着各个领域深入的形势下,新创刊的《中国校外教育》杂志,也必须走入市场,依靠自己解决生存发展的问题。这对杂志社的全体人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创刊的头一年,发行量只有几千份,处在极度亏损状态,我们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我们利用曾任(此时,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研究会已经转交了给共青团中央,秘书处为团中央少年部校外处)原秘书处时的网络和关系,积极地扩大发行;同时,设置贴近生活的栏目,将读者群定位于参加各地少年宫兴趣小组的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奋斗一年多之后,《中国校外教育》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的发行量,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杂志亏损的局面,出版一本杂志,平均亏损1元(每本定价2.5元),每年亏损10多万多元,如果不能很快扭转亏损局面,一本好端端的《中国校外教育》杂志,就会被市场淘汰。我心急如焚,寝食难安,天天寻思走出困境的良策。我们一方面节流,压缩办公经费,停发了工作人员的奖金,寻找廉价的印刷厂,而且对方必须答应年底才能结账,以求缓解资金的压力;另一方面开源,我曾想过承包影剧厅用盈利的资金补充办刊经费,想过与儿童中心幼儿活动室合作开发项目以求得资金的支持……每到周末,无论酷暑还是隆冬,不管疾风暴雨还是冰天雪地,我都到各地跑发行以求走出困境,甚至每天给我熟悉的各地的少年宫主任打电话,恳求他们多订阅一些杂志“拉兄弟一把”。真可谓“于艰难剞劂之中,存聊以足岁之想”。

  在1993年春,我在家中谈论起杂志经营的困难,曾在北京钢琴厂工作的爱人,建议我与钢琴厂合作,举办钢琴比赛,既可以推动少年儿童学习钢琴的热情,丰富少年儿童的校外生活,又可以扩大杂志的影响力,还可能有些盈利。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与新成立的华普产业集团旗下的北京华普利亚钢琴有限公司多次磋商,决定举办“华普杯”全国少年儿童钢琴大赛。由华普钢琴厂出资20万元,并赞助13台华普牌R118A型钢琴。同时,邀请了著名钢琴教育家、教授周广仁为评委会主任,聘请了凌远(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学科主任)、郭志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鲍蕙荞(著名钢琴家)、杨俊(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为评委会委员。这些国家顶尖的评委以及令人羡慕的奖品(特等奖获奖者的指导教师将获得一台华普牌钢琴)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许多学习钢琴的孩子在家长和指导老师的鼓励下报了名,经过层层选拔,确定46名选手赴京参加决赛。历时一年的钢琴比赛,圆满结束了,这项比赛活动推动了校外教育系统钢琴学习的普及,也确实选拔了一批人才,比如,至今活跃在国际钢琴界的青年钢琴家李云迪、郎朗、吴迪、王雨佳等人就是这次获奖的佼佼者。这次活动,也很好地宣传了《中国校外教育》杂志,同时有了一些经济效益,脱离了捉襟见肘的困境,我们还将未完全发出的奖品——钢琴,分别赠送给了北京市崇文区少年宫、沈阳市妇女儿童宫、昆明市青少年宫等兄弟单位既支持了这些单位的艺术教育工作,又密切了与兄弟单位的关系。(照1、照2、照3)

  接着,我们结合杂志的办刊宗旨和读者对象,又开始了与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的合作并得到了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杨瑞敏(原体卫艺司副司长)、原艺术处长杨力(后调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杨贵仁、艺术处处长章瑞安、万丽君等同志的大力支持,由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发文,中国校外教育杂志承办了首届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我们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绝不收报名费,认真组织比赛,严格评奖程序。此后,我们连续承办了每年一届的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每届都有一二十万人参赛,极大地普及了校外教育系统书法和绘画的教学活动,《中国校外教育》影响越来越大,到后来,每期发行量稳定在10万份左右了,逐渐做到了扭亏为盈,走出了低谷,踏上了坦途。(照4)

  中国校外教育杂志社是个流水的兵营,几年中,一部分成员离开了杂志社,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创刊的艰辛和汗水;后来,陆陆续续有陈广民、赵静、赵军、刘亚强、周莉、王兵等同志调入了中国校外教育杂志社,我们组成了一个和谐、团结的集体,每个成员都各司其职又互相协作,愉快的工作生活氛围,至今令人难忘。值得一提的是霍雨佳同志,她北师大毕业之后,从创刊开始,多年来一直在中国校外教育杂志社工作,见证了杂志的创刊时期艰难拼搏、走向发展的过程,为创刊时期乃至后来的发展洒下了心血和汗水,为《中国校外教育》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给了我许多帮助,每每想到此,我都对霍雨佳心存不尽的感激。

  目前,中国校外教育杂志,已经创刊20年了,时光荏苒,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比赛活动已经开展了10多届,现任的期刊社的同志们将活动组织得更好了,影响更大了,我感到无比欣慰,更为同志们感到高兴。

  编辑出版《校外教育学》

  1989年,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曾邀请了25位长期从事校外教育工作的同志共同编写了我国第一本《校外教育学》,由时任研究部主任的沈明德同志任主编,学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长时期没有校外教育专著的空白。从那时起到21世纪初期的2001年,校外教育的实践在发展,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新编一本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版《校外教育学》专著,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当年,离休已有10年的、年届古稀的老主任勾德元同志壮心不已,多次谈论到应该编辑出版新编《校外教育学》。在勾主任的启发下,我决定牵头编写新编《校外教育学》的工作。我们又请到了原《校外教育学》的主编、当时已70岁的老教授沈明德参与这项工作。勾德元主任老骥伏枥,不辞劳苦,几易其稿,撰写出了新编《校外教育学》的编写提纲;沈明德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现状、研究成果的资料,为撰写《校外教育学》提供了便利。

  接着,我们又聘请了当时在校外教育战线有一定研究成果、又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同志组成了编写小组。他们是:沈梅(时任江苏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霍雨佳(时任《中国校外教育》编辑室主任)负责编写第一编,石宝泉、齐健敏(时任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副主任)负责编写第二编,任俊(西城区校外教育研究室主任)、杜珑华、刘崇静、周又红、张敏莹、金竞东、朱宗英、梁恒、胡健筝、彭蕴中、汪崇厚(以上人员为西城区校外教育研究室成员)负责编写第三编,穆向群(时任上海福利会少年宫校外教育研究室成员)、张培俊(西城区校外教育研究室成员)、石宝泉负责编写第四编,唐汝明(时任崇文区少年宫副主任)、武迎选(时任北京市少年宫校外教育研究室主任)负责编写第五编,刘其积(时任大连市沙河口区少年宫主任)负责编写第六编。勾德元、王世明、沈明德统稿。

  经过数次召开研究编写会议、几易其稿,一年以后的2002年8月,共计60万字的新编《校外教育学》,由学苑出版社正式出版。当时,恰逢中国儿童中心成立20周年庆典,这本由中国儿童中心编的《校外教育学》作为珍贵的礼品赠送给了前来参加庆典的全国各地的同行。

  新编《校外教育学》出版至今有10年了,10年来,我国的校外教育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而《校外教育学》能够为新老同志的校外教育实践做出一些贡献,是我们全体编写人员的最大欣慰。

  在隆重纪念中国儿童中心成立30周年的欢庆时刻,又自然而然地令人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日子。追忆那逝去的岁月,回味那艰难而又甘甜的时刻,并非是对过去的留恋,而是慰藉,是应有的从容和淡定。

  如今的中国儿童中心,正以那辉煌的容颜,迎接着她的30周岁生日。

  我们共同祝愿:中国儿童中心的未来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