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60年发布时间:2012-07-03研究部 沈明德  一、校外教育60年历程

  专门为少年儿童设立的校外教育机构,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1945年,宋庆龄将战时在香港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改建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现中国福利会)。1946年10月在上海胶州路小学内设立了一个儿童图书阅览室,1947年4月4日将该室扩建为第一个儿童福利站,这就是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的雏型。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指示成立青年团的同时,十分强调少年儿童工作及教育阵地建设的重要性。1949年4月间召开的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文彬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学生“必须首先学好正课,同时要注意在课外在假期中参加社会服务活动与文化娱乐活动,防止死读书的偏向。”几乎与此同时,大连市儿童文化馆(今大连少年官)成立,先后开展了美术、航模、无线电等兴趣小组活动和歌咏、舞蹈等群众文化活动。这是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专门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

  中国福利会将三个儿童福利站改为少年儿童文化站和少儿图书馆。1953年6月1日,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在此基础上,于上海的一所大理石宫殿式建筑中正式成立。宋庆龄特请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宫名“少年官”三个字。

  1952年春,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应青年团北京市委的请求,决定在北海五龙亭北的阐福寺建立北京少年之家,于1956年元旦开幕,正式更名为北京市少年官。至1956年,全国共建立少年宫(家)137所。

  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学龄儿童猛增,大量二部制学校产生,学生在校外时间增多。校外教育事业开始从少数较正规和集中的大中型少年宫(家),向小型多样、分散的校外活动站发展。一般活动站都建立在职工住宅、居民委员会,儿童放学后可以就近在那里做功课和游戏。许多成人活动场所如公园、体育场(馆)以及机关、厂矿的礼堂、俱乐部、球场等也专门开辟供儿童活动的场地。北京、沈阳、广州、重庆等市都建立起市一级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委员会,有些城市还在街道或学校设立了校外教育小组,加强对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工作及活动的管理和领导。为了解决校外教育机构师资匮乏问题,1963年5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教育部在全国15个大城市增设专职校外辅导员8000人,经费由财政部解决。少年儿童校外教育阵地的普及也推进了校外教育机构的网络化发展。如据辽宁省1965年底统计,全省共建立各类校外教育场所3600余处,室内面积39万平方米,专职校外辅导员2000余人,兼职校外辅导员2万余人。从省到各市县均建有青少年教育委员会,统一管理儿童校外教育的机构设置、场地建设、人员配备和经费开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场所被迫停办。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儿童工作,1982年初,党中央书记处决定,在环境优美,占地8.3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8万平方米的北京官园,建立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后改名中国儿童中心),8 月5日正式开放。由于活动内容丰富,每年有百万余儿童、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前往参观和活动。自1981年至1986年,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群众团体、社会单位及个人共集资8亿多元,用于改建和新建儿童校外教育场所。

  在改革开放形势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的教育并举”,更加突出地规定了校外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具有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校内外教育并举这一指导思想的提出,大大促进了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集资创办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儿童校外教育场所。1987年国家教委、团中央联合颁发((关于加强少年官工作的意见》及附件《少年官(家)工作条例》(草案),规范了各级各类儿童校外教育机构的工作,保证了众多新建场所的工作和活动的质量。

  1990年8月29日,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制定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指出:“加强儿童校外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娱乐等活动场所的建设,可采取政府投入和多渠道筹措资金的办法,改善、增设和扩建儿童活动设施,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师资水平和社会效益。城市规划要考虑儿童场所与设施的配套建设。”这期间我国通过了多部法律和法规,如:《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9.4)、《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2.13)、《教育法)》(1995.3.18)等,都列入了发展我国校外教育事业的规定。国家教委、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等部门先后在北京、黑龙江大庆、广州等地召开全国校外教育工作会议,并由这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工作的意见》(1991.8.5)、《关于创造良好社会教育环境,保护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若干意见》(1991110.8)、《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 (1995.6.21)。

  在短短的20世纪末十年间,就少年儿童教育工作,颁布这么多的纲要、法律、规程和决议,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它标志着我国整个儿童工作,包括校外教育,已经走上了规范化、社会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并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这一新型教育事业的合法权利,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其结果是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至20世纪九十年代末,全国约有一万余个各级各类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和活动场所。大体上各系统所占比例为:教育部门所属的占40%,共青团所属的占35%,妇联所属的占15%,文化、科技等其他部门所属的占l0%。

  随着校外教育设施的更新和扩大,各地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和社会服务等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前往参加。著名的如:中国儿童中心自1988年开始,联合全国14个大中城市的少年宫,发起“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人”的主题教育活动,规模逐年扩大,到1998年已有150个城市、7000多万少年儿童参加进来。北京市少年宫的中小学生足球联赛活动,1984年以来先后举办20余届,200余万人次参加。各地少年宫、儿童中心、青少年宫都开展了有特色的校外活动。

  农村儿童文化活动场所也有所发展。1992年由中央8个部委联合制定的“蒲公英计划”实施后,先后建立了山东省龙口市遇家村儿童文化园、山西省垣曲县山芽农村儿童文化园、福建省南安市诗山镇山一村的侨乡儿童文化园、广东省东莞大朗儿童文化园,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幸福滩儿童文化园等等。

  进入21世纪,迎来了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更加蓬勃发展的新时期。2000年6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并正式成立“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由教育部牵头,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共同参与,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国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工作和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为了增加建设经费,提出了“除了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外,还可以从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的公益金中拿出一部分,专门用于补助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和维护。”《通知》下发后,各地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校外教育场所的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和发展。仅2001-2003年,国家利用体育彩票款扶持建设的校外教育场所共516所,总投资9.34亿元。县及县级市新建场所建筑面积都在每所2000平方米以上。它们的分布主要在西部和少数民族等欠发达地区,共326所。

  2009年,全国有许多城市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儿童校外活动的场所,有的称“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有的还设有网站,供学校选择项目,组织学生参观或开展实践活动。如北京市西城区在年初即将区内119个文物保护单位,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二、校外教育60年的经验

  纵观整个少年儿童校外教育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从发达地区到偏僻地区,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并越来越显示其重要的教育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以下是几点宝贵的经验:

  1.革命传统思想和历史文化遗产,是形成中国特色校外教育的深厚思想基础

  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是一个比较新型的教育事业,它不同于历史悠久的正规的学校教育。它的发展离不开大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其方针、任务或工作内容、方法,阵地建设和领导管理等方面,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抄照搬。上世纪五十年代,借鉴前苏联少年宫的经验,建立了首批校外教育机构。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又新建了一批“儿童中心”,名字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欧美等国也没有完全适合中国的校外教育模式可以仿照。中国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之所以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是因为有自己的深厚文化积淀和丰富的革命传统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少年宫配合少先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改革开放后,更多的校外教育机构又紧跟形势,先后开展了“我们爱科学”、慰问南极科考队、学习解放军、“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人”“关注生命水,呵护绿色北京”等社会实践活动.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可贵精神。

  群众性的主题教育活动是中国校外教育的灵魂,也是面向广大少年儿童扩展教育活动面的基本途径。这是中国校外教育的最大特色,也是最为宝贵的指导思想。

  2.坚持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的公益性,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大潮下,许多校外教育单位为了筹集资金扩充设备、改善职工生活等,曾一度把主要精力放在创收这一经济效益方面,削弱了教育和服务的功能。2006年1月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及时规定:由政府投资建设的专门为未成年人服务的校外教育机构是公益性事业单位,要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切实地把公益性原则落到实处。这是新时期校外教育更好更多地为广大少年儿童服务、为学校教育服务、为少先队服务这三个面向方针的新的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校外教育事业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过分扩展校外教育单位的培训班和兴趣小组课堂教学,容易忽视广泛的群众性教育活动,不但会削弱公益性教育原则,也会增加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失去校外教育自身的特色。

  在公益性原则指导下,中国各地行之有效的新型校外教育模式“少年军(警)校” 近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从1998年的8千多所,发展至今达1.8万余所,使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在这个阵地里得到了磨练和教育。同时,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大课(讲)堂”也在增多,不用投资,而是充分利用社会上现有的社会教育资源单位,定期向中小学生开放,它们是众多的博物馆、科技馆、展览馆(会)、图书馆、传统教育基地、公园、名胜古迹、历史遗址、动(植)物园、影剧院等等,使中小学生在这些校外阵地里得到实践的机会和生动的教育。

  3.校外教育和学校教育从补充和附属的关系,发展为不可替代的同样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校外教育单位数量少、教育面窄,以及“文革”的破坏而被忽视。特别是在“一切为了分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下,校外教育很容易被看成只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或点缀,变得可有可无。六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校外教育有起有伏。第一个高潮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教育思想影响下,它被列入社会教育范畴,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广泛多样的简易式校外教育阵地得到了蓬勃发展。“文革”结束,邓小平提出“从小抓起”和教育要“三个面向”,特别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的教育并举”,是校外教育发展的新方针。

  一直到近年来,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发文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和管理,又一次促进了中国校外教育事业的新发展,使全社会校外教育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4.在全球化和现代科技高速发展新形势下,校外教育必须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

  中央领导人曾多次强调:中国培养的接班人和预备队是要跨世纪的,是要为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他们应该具有更高的觉悟、更加先进的科学知识。校外教育要充分认识这个特点,按照实践育人的要求,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区分不同层次未成年人的特点,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道德实践活动。事实证明,许多少年宫、儿童中心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就是思想道德教育与丰富多彩的兴趣活动,和文娱体育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了寓教于乐,满足了中小学生的多种爱好,使他们在自觉和亲身实践中,让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

  但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各地校外教育机构在开展科技活动和科普教育方面较为薄弱,不如文娱、体育等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这与当下“明星”效应、片面追求课本知识、忽视动手能力培养,以及科技活动需要投入较多经费等种种因素有关。这是值得重视并应加以改进。

  5.加强未成年人校外教育的法制化建设,以保障该事业更健康稳固地发展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由于一系列保护未成年人的法规、纲要、规定的出台,大大促进了校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也必须看到,少年宫等校外教育机构的公益性质还缺少法律上的确定;各类型校外教育机构还没有科学的标准和规范化;一些地区由政府投资和专门为未成年人服务的校外教育机构的经费投入和教职工的法定工资还得不到保证;虽然已经建立了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但许多地方尚未建立相应的协调机构。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依靠国家制定专门针对校外教育的法律和法规。